留住工业与技术发展的里程碑——技术史视野中的中国工业遗产

张柏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工业遗产现在是个比较热的话题。国家文物局、工信部、地方政府等方面越来越关注工业遗产保护问题。某些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地区把工业遗产保护作为文化产业与新景观布局的生长点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切入点，做了积极的尝试，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值得反思的做法。例如，我们曾看到国内某个城市开列的工业遗产清单，其中有几十个保护对象。不过，从这个城市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来考量，它并没有那么多价值高的工业遗存值得保护。

    工业遗产关系到许多行业，是个交叉研究领域。行业和学科不同，看待工业遗产的角度和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技术史学科看来，目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对象的选择有些过泛，层次差别也比较大。从遗产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历史地位来考量，有些保护对象并不具有足够的价值和代表性。

《下塔吉尔宪章》将工业遗产定义为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机械设备、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与工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这些遗产反映着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工业社会的发达程度，属于技术史研究的对象。西欧技术史学者率先进行了工业考古研究，为保护工业遗产做出了独特贡献。

某项工业遗产可能有一类或几类价值，甚至几乎兼具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兼具的价值越多，可能越值得保护。技术史学者研究“技术的历史”，可以从技术和历史及相关社会因素等方面来评价工业遗产的价值。他们特别关注历史上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人、物、事、理等，认为那些在技术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具有首创性或里程碑意义的工业遗存值得优先保护。

西欧发达国家首先遇到工业和社会转型问题，较早开始保护工业遗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德国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与工业博物馆之一，其藏品包括许多可移动的工业文物。鲁尔是德国的老工业区，建立了发达的重工业体系。经历产业和社会转型之后，鲁尔区将许多采矿、冶金等重工业遗产保留下来，城市不再是昔日污染严重的景象。中国企业曾想买下鲁尔的一座旧钢铁厂，将废钢铁运回国内。这引起当地人的一场争论。经过投票，当地政府决定不能因为需要钱而卖掉这座旧厂。现在那里有一块牌子上写着“Nicht für China”。

随着技术和产业发展，技术、设备和设施等会更新换代。在此过程中，许许多多机器设备、工业建筑等会销声匿迹，排在历史“第一”的发明物未必能幸存下来。因此，今人只能从幸存者中选择的确有代表性、有价值的对象，合理加以保护。首都钢铁公司在很多方面未必能排在中国钢铁工业的首位，但企业迁出之后留下了能反映钢铁生产全貌的大量遗存，这为遗产保护与工业文化创意开发创造了良机。

从全球技术史来看，我国有世界级的古代工业遗产，如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存、都江堰水利系统等。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工业与技术史上不占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在世界技术转移史上有一定的特色和地位，也有值得保护的近现代工业遗产。国家已经将汉冶萍煤铁厂矿遗存、中东铁路建筑群、钱塘江大桥等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了这些，究竟还有哪些幸存的重要工业遗产值得保护？是采取遗产的整体保护，还是将重要可移动文物陈列在博物馆里？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里程碑地位的工业单位还是不少的，它们主要分布在上海、东北、西南等地区，其中包括1865年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909年竣工的京张铁路、1939年建成的中央机器厂，还有中央电工器材厂、玉门油矿等。这些企业在中国工业与技术史上做出过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遗憾的是，大部分企业没留下多少工业遗产，受到妥善保护的更少。福州船政局留存下的建筑有设计军舰的画图房和制造轮机的车间，还有一些可移动文物收藏博物馆里。中央机器厂就是后来的昆明机床厂，抗战时期的厂门建筑还在，但那时使用的机器设备已无踪影。相比之下，京张铁路还有不少遗存，包括路基、钢轨、隧道和车站等。

工业遗产保护在中国属于新生事物，目前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困难。例如，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工业遗产保护一般还不够重视，机器设备、生产线和工艺等遗产保护滞后于建筑遗产保护及产品展示。建筑遗产方面做得比较好，有些建筑的保护与景观设计、创意文化产业开发等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些企业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陈列了一些老产品，却忽视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设备。

工业遗产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为减少难以弥补的损失，政府部门和企业有必要前瞻评估、选择一批工业遗存或即将成为工业遗存的对象。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曾创造许多“中国第一”，包括最先制造国产汽车、拖拉机、坦克、铁路机车、喷气飞机等。如果不及时地对现代工业的产品、建筑和机器设备等遗存做选择性保护，就会失去有文物价值的遗存，铸成新的缺憾。第一汽车制造厂是苏联援建的成套项目，其产品设计、机器设备和建筑等基本上是苏联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翻版，体现着一个时代及其技术与工业文化。20世纪80年代一汽进行垂直转产，“老解放”产品进了博物馆，但生产这些老产品的机器设备却未被有选择地加以保护。一汽、吉林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妥善保护和利用好一汽的老建筑群和老设备，并将某一座老建筑改造为汽车工业博物馆，使之成为企业的历史名片和城市的工业文化景观。

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可以将发展工业与保护潜在的工业遗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前瞻思考生产与工业景观的布局，提升企业和城市的文化品位。安装在上海重型机器厂的万吨水压机是“自力更生”时代的里程碑式杰作，是第一台国产万吨水压机，也是世界上唯一采取焊接结构的大型水压机。它还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支持的，几乎被视为和“两弹”研制同等重要的项目，具有特殊的技术、文化和政治意义。因此，它理应成为国家和上海市未来的重点工业遗产保护对象之一。

目前，工业博物馆建设与制造大国的工业体量极不相称。我们应该抓住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历史机遇，从转型或搬迁的企业或工业区里合理选择值得保护的对象，做新的规划和景观设计，建设必要的工业博物馆，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特殊贡献。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尝试，如沈阳铁西的铸造厂遗存被改造成了铸造博物馆，阜新海州露天矿变成了矿山公园，首都钢铁公司遗存正在被重新规划。我国应当立足国情，充分兼收他国经验，如在旧厂房和矿井等设施的基础上建设不同类型的工业博物馆。

我国工业界应该是既有技术又有文化的，在遗产保护等文化事业方面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推动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业遗产，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